关于茶文化的发源地，在明以前的文献中，包括茶圣陆羽的《茶经》，都无人提及过。直到清朝初年，在顾炎武的《日知录》中，才明确提出这样一种看法：“槚之苦荼，不见于《诗》、《礼》。而王褒《僮约》称：‘武都（阳）买荼’；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称：‘芳荼冠六清’；孙楚诗称：‘薑桂荼荈出巴蜀’；……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秦人取蜀，是惠文王九年（公元前３１６年）；把顾炎武这段话的意思说明确些，就是他认为茗饮之事，是始于战国中期的“蜀”地。毋须专门再说，这里就饮茶或茶业起源“蜀”地这点，展开一说。

（一）饮茶业茶初兴于巴关于顾炎武茗饮始于“蜀”之说，现在学术界基本没有不同的看法，只是这“蜀”指成都周围的西蜀还是泛指整个四川？有的人称“秦人取蜀”，是指古代蜀国的地域；有的人称，顾炎武这里引了孙楚的《出歌》，“薑桂荼荈出巴蜀”，他们说的蜀地，当也包括巴，是巴蜀的统治。笔者也持后一种观点。因为顾炎武学识非常渊博，对国家典古、郡邑掌故、天文地理、经史百家、音韵训诂等等，研究尤深。四川地名的演变，在《禹贡》中最初称为梁州。春秋战国时，居住在西部的蜀人，以成都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奴隶制的小国——蜀国；居住在东部的巴人，也以重庆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巴国，在原梁州的地域上，形成巴蜀两个国家。秦灭巴蜀以后，后来施行郡县制时，在巴蜀两国基础上，改为巴、蜀两郡。史籍中的称“东巴西蜀”，即是由此而来的。汉朝初年，除巴郡外，主要从蜀郡北部，又划出一个广汉郡；在汉武帝年间，于今川西和川南一带，更新增了犍为、沈黎、汶山、牂柯和越嶲五郡，与巴、蜀等统属益州。三国时属蜀；至于四川，是宋以后形成的名字。咸丰四年（１００１年），“分置益、梓、利、夔四路，总曰四川路”。明清时，四川为布政司，清更之为省，成都是省治和一个府。

对于历史上四川地名的这些沿革，顾炎武肯定是清楚的；所以，这里他们所说的“蜀”地，明显是一种泛指，而非是指秦汉时的蜀郡。不过，如果要把顾炎武泛指的蜀地再具体一下，那么笔者认为，我国的饮茶起源和茶业初兴的地方，是在古代巴蜀或今天四川的巴地和川东。从四川上述地名的更改，我们不难看出，古代巴、蜀，先是以族名国，后是以国名地，地名是由族名而来的。四川古今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饮茶从什么地方开始？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成饮茶是从哪个民族为先要回答饮茶起源的地域问题，最好还是从古代四川的族源谈起.四川素称“天府之国”，除西部高原山地自然条件比较严峻以外，都适宜人类居住，所以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一直是人类生息和繁衍的地方。如１９５１年在成渝铁路建筑中发现的上限可达１０多万年前的“资阳人”头骨，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不知是何原因，这些祖居这里的土著，至原始末年和巴蜀建国以后，与境外移居来的一些人数不多的氏族或部落一样，反倒降之为巴蜀大地上的少数民族。据研究，上古四川除巴、蜀两个大族之外，还聚居有灇、苴、共、奴、獽、夷、蜑和僰、邛都、筰、徙、冉、駹等１０多个民族。古代巴蜀，巴族和蜀族虽是两个人数最多的大族，但都不是土著，一个来自东部，一个来自西北，均是从外地流入的部族。

据考证，蜀族和黄帝族是同源，祖居黄河上游，后来他们沿青藏高原的横断山脉慢慢南移到川西高原，最后由川西下居到成都一带。这一点，在我国古籍的许多著作中都有提及。如《世本》载：“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无姓。相承称，黄帝后。”巴人原居“湖北清江流域”，《世本》中也提及：“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钟离山即留难山，位今湖北长阳县境内。也即是说，巴族最后是由湖北长阳沿大溪移居川东的。巴蜀移居川境是什么时候呢？意见还不一致，有人据《谱记》“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与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立，封支庶于蜀，历虞夏商”这段记述，称蜀人“差不多和巴人同时”，约是在虞复之前不久移居现在的蜀境的。再说白些，也即巴蜀人移居现在的川境，大致是在中原建立夏朝之前不久的原始末期。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饮茶的起源问题上，我们倾向陆羽“发乎神农”的观点，也即同意始于史前的说法。

这里又讲到，巴人和蜀人是原始末期移居四川的。那么，巴人或蜀人发现、利用茶叶的时间，是在他们移居四川以前还是以后呢？这个问题，是历来人们所关注但谁也没有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从神农传说产生和流传的地域，以及茶由原始药用发展为饮用的漫长过程来看，可以肯定地说，我国茶叶的发现、利用时间，绝非是巴人或蜀人移居四川以后的那么简短的原始晚期所能完成的。

说具体些，也就是在巴人和蜀人移居四川以前，我国茶的发现、利用，即有一个前发展阶段。如果上面推断不错，那么，巴人和蜀人，确切说巴人发现、利用和饮用茶叶的时间，应当是在先。因为如前所说，蜀人和皇帝族是同源，移居黄河上游，后来沿横断山脉不断南迁，他们不但在故地青藏高原，就是移居到川西金沙江和雅砻江流域以后，仍然地处高寒气候，生活过的环境中，不可能有茶树分布。这也就是说，蜀人在四川只有进一步降居到成都周围以后，才可能接触到或开始利用茶叶。巴人的情况则不同，他们移居四川的第一地点川东，及迁川前居住的鄂西，不但在唐以前就已形成为我国主要茶区，而且如陆羽《茶经》所载：“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至唐朝中期，这一带野生大茶树还是在在可见。有人估计，两人合抱的茶树，其树龄总在千年以上，大多应该都是战国以前生长的茶树，据此当可以肯定，“巴山、峡川”，无疑也是我国茶树原始分布的一个中心。

从上面巴人、蜀人移居四川前后住地的自然环境，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不但巴人比蜀人有先期接触和利用茶的条件或可能，而且在巴人和蜀人之间，只有巴人，才能够在他们移居蜀境之前，就先有一个茶的发现和早期利用阶段。关于巴、蜀饮茶的先后，除他们移居四川前后住处的自然环境外，巴族、蜀族和神农传说的关系，也能说明问题。因为，从现存的文献来说，巴蜀茶史，都是饮茶的历史，关于“神农以茶解毒”的茶的发现和药用阶段，至少是茶的最初利用历史，似乎非发生巴蜀，而主要是四川境外发生的。所以，巴人蜀人在四川境外与神农的传说有无关系？也是认定他们何者先发现和利用茶的一种补证。顺便说明一下，神农和炎帝，原本是二个不同的形象，在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还是记为“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神农、炎帝还没有混合，但大抵至西汉后期的有些著作中，就将神农和炎帝二个概念混淆和合二为一了。其实，神农和炎帝作为人名，它不过是后人为感恩和礼拜肇创农业、医药等伟大功绩追塑出来的一种偶像，或者是对某一时代、氏族的一种拟人化结果。

神农既然是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所以，我们查考的巴、蜀和神农的关系，也不是血缘或世系的关系，主要的还是看看这些传说的产生和流传，与这二个族的族源和生活过的地域有无联系的问题。对于神农传说创始和流传的民族或地域，我国史学界在解放前和解放后，也都有人作过专门研究。据傅斯年、蒙文通等著名学者考证，他们认为神农（炎帝）、共工、祝融等传说，是源于或属于南方的“江汉民族”。

这一意见，也代表了史学界的一般看法。“江汉民族”，有的称为“苗蛮集团”，是对上古生活鄂西以至整个荆楚一带少数民族的统称；很明显，也包括巴人的祖先在内。关于神农传说源出江汉民族的看法，有人对我国上古文献中的神农记述研究后指出，“在诸子百家中，《庄子》是一本最爱谈神农的作品，一般认为，《庄子》是一本记叙楚地为主的书，所以，有关神农的传说，也当是主要出之荆楚和流传荆楚”。当然，对此也有持不同看法者，如徐旭生，就认定神农不属南方苗蛮集团，而属“西北方的华夏集团”。对于上面二种说法，笔者通过查证有关神农和炎帝资料，结合荆楚大地上留传有最多的神农和炎帝遗迹，特别从神农与茶的有关传说等等来定，我们认为把神农称之为是“华复集团”，不免虚妄。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说，如果神农传说与发源西北的蜀族无关，而主要出之和流传于江汉民族的话，那么，巴蜀二族，也只有巴人才能把他们饮用茶叶的历史，和远古“发乎神农”的传说联接起来。

另外，有关茗饮和艺茶巴先蜀后的证据，我们还可从有关史籍中找到某些线索。如《华阳国志巴志》讲到西周初年的情况时提到：“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鱼盐铜铁、丹其茶蜜……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支，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葵。”这里清楚记述到，在周初亡殷以后，巴蜀一些原始部族，一度也变成了宗周的封国，当地出产的茶叶，和鱼盐铜铁等各种方物，悉数变成了“纳贡”之品。而且明确指出，所进贡的茶叶，“园有芳蒻（竹）香茗”，不是采之野生，而是种之园林的茶树。对于这条史料，有人以西周没有“子”的爵位，从而否定巴曾作为周的封国向周纳贡的真实性。其实，周时巴有无成为周的封国，对于巴人可能向西周进献过茶叶，并无多大决定意义。因为如《史记》中所说，不是武王克殷以后，而是在“伐纣灭殷”的孟津盟师大会之时，包括巴族在内的所谓“八百诸侯，不召自来”，周王在全国的宗主地位，实际就已经确立了。当然，战争过程中的联盟关系，并不会有战后的臣属和进献关系与义务；但是，如《巴志》所说，“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巴族这样一个在灭殷战争中立有大功的盟友，周人在战后至少亡殷后的头几年，不能不与巴保持一种礼尚往来的关系。

所以，《华阳国志》上列“茶蜜”一类方物，不是贡纳，也当是巴人在西周初年与中原相互赠赐和交流的一种货单。应该指出的是在巴蜀和巴人一起参加伐纣的.部族，还有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