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茶文化正在被愈来愈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而茶艺这一独特的茶文化表现形式，更日益受到民众的普遍关注和欢迎。茶艺概念最早酝酿于70年代中期，直到1982年才由台湾“中华茶艺协会”正式推出，当时是为了和日本“茶道”相区别，才把中国的品茗艺术以“茶艺”称之，此后遂成为专用名词，并得到广泛认可。其实早在我国中唐时期，陆羽《茶经》中已有一套完整的茶道艺术演示程式。唐?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文中提到的常伯熊，应该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第一位见之于文献的茶道艺术表演家，他看了陆羽《茶经》后，模仿其中饮茶程式，并加以艺术化，使之更适合表演，结果赢得了当时路过湖州的御史大夫李季卿的赞赏，一时传为美谈。这里的所谓“茶道艺术”和我们今天所说的“茶艺”概念是有区别的，前者偏重于“道”(即饮茶时的精神追求)，后者偏重于“术”(即品茗技艺)。据史料记载，唐代皇宫中每每以茶汤侍奉，估计宫女们也懂煎茶技艺。如《杜阳杂编》记载：“文宗皇帝尚贤乐善，罕有比伦……常延文士于内廷讨论经文，较量文章，令宫女以下侍茶汤饮馔。”流传后世的“唐?宫乐图”反映的就是其中的一个场景。王建《宫词》：“延英引对碧衣郎，江砚宣毫各别床。天子下帘亲考试，宫人手里过茶汤。”进士及第，天子要亲自进行面试，并赐茶汤，可以想见其煎茶、奉茶程式是相当隆重的。唐代是禅宗发展鼎盛时期，禅门也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昔年达摩祖师面壁调心，曾以茶去昏滞;降魔大师叫人学禅，则皆许饮茶，以至“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使禅茶之风大兴。唐代高僧百丈怀海禅师手订《百丈清规》，专设茶头，详细规约，以备大众茶汤。这些都应该看作茶艺的最初形式，我们姑且以“煎茶技艺”称之。然而令人疑惑的是，无论是唐代宫廷还是民间或者禅门，都没有一套完整的“煎茶技艺”以文字或图画的形式流传下来，所见到的只是片纸只字。这恐怕和中国传统文化重道而不重艺的观念有直接的关系。对于茶道或茶文化，上至王公大臣、文人雅士，下至僧尼道流、平头百姓都乐于谈论;而对于“茶艺”，士大夫乃至普通民众都不大关心，更不用说那些王公大臣、僧道隐逸者们了。此后历史上也都不以茶艺为然，无论是宋元的“点茶技艺”或者明清的“撮泡技艺”，均被摈弃于正史及艺术殿堂之外，于是“茶艺”便在浩瀚的历史文化海洋中淹没了。所以茶艺概念的提出是很及时很有意义的，弥补了中国茶文化的缺憾，对今后中国茶文化发展必将起到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令人欣慰的是1987年4月，法门寺出土了一套美仑美奂的唐代宫廷茶器，立刻在茶文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使茶文化研究者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了法门寺，投向了陕西，投向了唐长安。这套茶器虽然只有“一副七事”(加上金银丝结条笼子、鎏金银盐台、素面琉璃茶盏茶托等共计十三件)，且是用来供养唐密曼荼罗的，但其器具之精美、文饰之华瞻、气度之尊贵，千载后睹之，仍然令人神往，叹为观止。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完整、早精美的茶器实物了，也有力证明了茶道、茶艺早在我国唐代就已存在的事实。如此精美之茶器，必有一套与之相应的茶艺程式――唐代宫廷茶艺相配套，在奉佛时进行演示，可惜没有文字或图画流传下来，给我们留下了千古难解之谜和遗憾。

茶艺是一门集音乐、舞蹈、人文精神于一体的、适宜于舞台或室内表演的茶叶冲泡艺术，有着很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文化艺术价值，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研究。中国茶艺按历史可区分为传统茶艺和现代茶艺;按地域可区分为南派茶艺、北派茶艺及港台茶艺;按用途可区分为表演型茶艺、实用型茶艺;按类型可区分为高雅茶艺、流行茶艺以及皇室茶艺、贵族茶艺、宗教茶艺、文士茶艺、平民茶艺、民俗茶艺等。虽然名目繁多，但不外乎传统和现代、南派和北派、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带有宗教色彩的茶艺形式，有的则属于拼凑型，姑且以“混合型茶艺”称之。如何严格区分和界定茶艺类型及其概念，如何进一步发展和规范茶艺事业，都是我们今后要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