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经》里有一个发生在东晋元帝时期的故事。当时，安徽寿县有一个老太太，每天一大早就提着一个罐子，里面装上茶水，上街去卖。生意特别好，从早到晚买的人络绎不绝，但是罐子里的茶水却始终不减。收摊后，老太太就把卖茶得来的钱发放给那些沿街乞讨的孤苦穷人。人们都感到很奇怪。后来，当地有关部门就派人把她给抓了起来，送进了大牢里。到了夜里，老太太提上卖茶水的罐子，从监狱的窗户飞了出去。

原文这样记叙：“晋元帝时，有老妪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器不减。所得钱散路旁孤贫乞人。人或异之。州法曹絷之狱中。至夜老妪执所鬻茗器从狱牖中飞出。”

茶道精神不乏乐善好施、扶危救困的优良传统，而且源远流长。《茶经》所引的这个数千年前的神话传说不过是沧海一粟。远的且不说。清末民初，旧京社会底层生活悲惨，无家可归、流落街头、朝不保夕、奄奄待毙者比比皆是，冻饿而死陈尸街巷，已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情了。对这种饿殍载道的现象，老字号吴裕泰的老东家、京师茶行公会会长、徽商吴锡卿每逢隆冬仨月就在东北城一带开办临时粥厂，支棚搭灶，每天早晨施舍热粥每人一碗，此举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穷苦民众的悲惨命运，但是对于那些在风雪严冬中缺衣少食流浪街头的穷人来说，得此一碗热粥也许又能多挺过一天，赖以苟活度过冬仨月，从“鬼门关”上闯过来。诸如此类的善举，在茶人吴老先生身上还有很多，以至于，在他身后，除他个人名下的公司股份资产外，竟无其他恒产和财富，仅有薄蓄而已。

今年“五一”前，我参加了《茶周刊》和北京老舍茶馆一起举办的一场茶文化节。期间，老舍茶馆正式宣布了他们要资助云南少数民族孩子上学的消息，在对老舍茶馆尹智君总经理的采访中，我了解到，他们从成立至今一直将社会公益事业放在公司工作的重要位置，每年都要投身各类公益慈善事业中去，资助云南少数民族孩子只是其中并不显眼的一件。但是，他们却并没有大肆宣扬这些，因此，对他们所参与和倡导的一件件公益活动，我们大多数人都知之甚少。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像老舍茶馆这样。不少聪明的人倒是从社会公益活动中发现了巨大的商机，于是一批批马帮开始重走古路，一批批茶贩开始在重走××古道沿线上搞起了他们最得心应手的茶叶拍卖活动，在一次次拍出令人咋舌的高价后，纷纷承诺会将所得款项用来捐建“希望小学”。尽管这样做的出发点，多是制造新闻焦点，慈善也许只是个道具，活动的意义和价值跟前面我们所说的几件慈善活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假如他们真能像承诺中所说的，会将全部所得款项捐助给“希望小学”，即便这些人的根本动机不是来做慈善的，他们的行为还是有益的，至少会有贫困儿童因此获益，甚至因此改变了未来人生的面貌。

话题再说回卖茶的老太太。东晋元帝时期在整个两晋期间算是政治比较开明的时期了，一个老太太沿街卖茶没有招谁没有惹谁的，有关部门却要把她抓起来扔进大牢，难道卖茶水也犯法，这究竟是哪门子的法？

其实，卖茶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她卖了茶以后却要把得来的钱发给沿街乞讨的穷人。其中的道理，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已经道破了。孔子的学生子路在卫国的蒲邑做县官，为了防汛，他和县民一起修建沟渠，子路见这些县民劳作之余还常常挨饿，很不忍心，就给他们每人一碗饭一碗汤。孔子知道了以后，马上叫子贡去制止他。子路很生气，跑来找孔子说理，他说：“雨季将来，为防止暴雨成灾，我和老百姓一起修堤筑坝，老百姓多半缺粮饥饿，所以我要给他们口饭吃，可是您却不让我去做这种代表‘仁’的事情，您教导我们要有‘仁’的思想却又不让我们实施‘仁’的行为，所以您的劝诫我不能接受。”孔子听后说：你见到老百姓受饿了，为什么不禀告国君，让国君打开粮仓赈济他们，却拿出自己的粮食发放给他们，这样做不就表明了国君不爱惜民众，却彰显你爱惜民众的美德吗？你马上停止发粮就什么麻烦也没有了，否则你一定会惹来罪名的。这是从《刘向说苑·臣术》上引来的，原文是这样的：

子路为蒲令，备水灾，与民春修沟渎，为人烦苦，故予人一箪食，一壶浆，孔子闻之，使子贡复之，子路忿然不悦，往见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将至，恐有水灾，故与人修沟渎以备之，而民多匮于食，故与人一箪食一壶浆，而夫子使赐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尔以民为饿，何不告于君，发仓廪以给食之；而以尔私馈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见汝之德义也，速已则可矣，否则尔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这就是所谓的潜规则吧。难怪最近教育部的某位发言人在记者会后还要补充强调：“我们特别不提倡我们的媒体呼吁社会捐助贫困大学生。”你们媒体呼吁社会捐助贫困大学生，岂不是明我教育部之无惠，而见你们媒体和社会之德美？

多么荒唐可笑又叫人叹息的潜规则啊！这是多么明显的无稽之谈，但是谁又能说得清楚这样的荒唐事在历史上重复过多少次了，谁又能保证这样的荒唐事例将来不会再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