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茶话会，常常让我想起古已有之的“茶会”。中间多出一个“话”字，是因为古人重茶而今人话多吗？思之令人发笑。

茶会应始于唐朝，最初多由寺庙僧侣发起，一般在春天举行，众人聚会饮茶，同时论佛谈玄。这首名为《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的诗可以让人玩味这类茶会的底蕴：“虚室昼常掩，心源知悟空。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花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不知方便理，何路出樊笼。”后来的茶会不限于佛门，但总是边饮边谈，而且所谈的内容与茶相宜。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和他的几位好友举行茶会，留下《五言月夜啜茶联句》，其中“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是摹写文人雅士茶会的传神佳句。

茶宴，又称茶果宴、茗宴、汤社，指用茶果而非酒肴宴请宾客。史载第一桌茶宴是由东晋的吏部尚书陆纳摆下的。陆纳任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要来拜访他，他的侄子看他什么都没准备，又不敢问他，就私下准备了可供十几人用的酒席。谢安来了，陆纳只是用茶果招待，侄子连忙救场，摆出丰盛的山珍海味。陆纳等客人一走，就打了侄子一顿，骂道：“你小子不能给我争光，为什么要玷污我清白的操守？”可见对于茶宴，有人视为寒酸吝啬，有人则认为是清白的证明。到了唐代，风气一变，茶宴被视为清雅风流之举，成了时尚盛事。茶宴内容热闹起来了，增加了吟诗、唱和、丝竹、歌舞（白居易所谓“珠翠歌钟俱绕身”“青娥递舞应争妙”），程式和气氛上更像“宴”了。人们不但以茶宴鉴茶、款客、招聚，还用茶宴送行——“幸有茶香留稚子，不堪秋风送王孙”，就是明证，诗题《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阎伯均归江州》也清楚说明了一切。这里也可看出茶宴和茶会相比，除了更热闹，还有一点：完全不拘时令。宋代的茶宴之风吹进了宫廷，宋徽宗曾设茶宴招待群臣，并且当场表扬茶艺“亲手注汤击拂”。蔡京这个马屁精于是写了《延福宫曲宴记》来大加讴歌。蔡京还写了《太清楼特宴记》《保和殿曲宴记》来记叙皇家茶宴盛况。到了清代乾隆朝,茶宴已成定规，每年元旦后三天在重华宫举行。宴时，乾隆居宝座，群臣每二人一几，饮茶看戏，或作即景联句，或乾隆当场赋诗，命大家和。

茶会和茶宴也有难以分别的时候。比如著名的阳羡茶会、径山茶宴。阳羡茶会，是唐代茶业盛事。浙江长兴顾渚和阳羡交界产阳羡贡茶（即顾渚紫笋），每年入贡前，常州、湖州两太守都要到顾渚山举行茶会，邀请各界名流来品尝新茶。有一年，白居易因病不能前往，还写了《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阳羡欢宴因寄此诗》表示向往和遗憾。以场面的盛大和气氛的热闹，这确实是一场以茶的名义举行的“欢宴”。相反，径山茶宴则是径山寺僧人在寺内举行的、仪式感强、颂佛论经的茶事活动，它更像气氛庄重的“会”，而甚少“宴”的色彩。（径山茶宴是日本茶道的源头，那要用另一篇文章细说才是，这里先按下不表。）照我看，前者更像茶宴，后者却是茶会。也许是到了某个境界，不必拘泥名称之辨？也许在这种场合，茶会和茶宴已经合二为一？

茶会在当代虽渐渐式微，但不绝如缕。抗战之前，茶道专家夏自怡举行的金陵茶会，上世纪80年代兴起于台湾的无我茶会，都是古茶会的余响。为求“和敬清寂”之境，无我茶会过程中禁止讲话。由此可见茶会和茶话会的侧重是不同的，但这一点大概会让爱发言的人无法忍受吧。“吉人辞寡”，如今的吉人不多，也许是因为都太“有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