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饮茶史至晚可追溯到东晋。《晋书·艺术传》记载，单道开在后赵的都城邺城昭德寺坐禅修行，不畏寒暑，昼夜不眠，“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古代有将茶与姜、桂、桔、枣等果料香料一同煮饮的习惯，茶苏即此类。佛教初传中国，国人多视佛教为神仙方术一类。而当时佛教僧人多修习佛教小乘禅法，且严格遵循过午不食的戒规。为了补足午后的营养，提神益思，驱除禅修中的昏沉，同时也为了养生，迫切需要一种秘方或带有药有用功能的饮料（午后可饮果汁等）。而正是这种需要，两千年来，使茶与佛教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茶在佛教寺院普及是在唐代，尤其是禅宗兴起之后，并影响及于社会。《封氏闻见记·饮茶》记载：“南人好饮之，北方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寝，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

由于唐宋禅僧的提倡，促进了北方民间饮茶习惯的普及。唐大中三年（849）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帝问服何药而致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惟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宋钱易《南部新书》）。

宋代禅僧饮茶已十分普遍。道原《景德传灯录》中说到吃茶的地方就有六、七十处之多。其中有“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日‘饭后三碗茶’”之句。一些禅僧到了一日几遍茶，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正是由于饮茶的普遍性，形成了佛教独具特色的茶文化。禅寺一般在法堂东北角设“法鼓”，西北角设“茶鼓”。如宋林逋诗：“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丛林四十八单职事中事即有“茶头”一职，司掌煮茶，献茶待客。在山门前还有“施茶僧”，为香客游人惠施茶水。寺院的茶一般分三种，《蛮瓯志》载觉林院僧人“待客以惊雷筴（中等茶），自奉以萱带草，（下等茶），供佛以紫茸香（上等茶），盖最上以供佛，最下以自奉也。”此外根据用处不同，茶有种种名目。如每日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接受戒年限先后饮茶，称为“戒腊茶”，住持请所有僧众饮茶，称为“普茶”；化缘所得，称为“化茶”；平时坐禅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焚香一枝，香后监直都要“打茶”，“行茶四、五匝”。

佛教寺院中以煮茶、品茶闻名者代不乏人。唐代诗僧皎然即善烹茶，他与茶圣陆羽为至交，并留下许多有名的“茶诗”；五代十国吴僧文了善烹茶，游历荆南，被誉为“汤神”；宋代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自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亨传学到者”。同进代的还有僧人福全，擅长“茶百戏”，名闻一时。即以陆羽而言，不仅出身于寺院，且一生行踪几乎未脱离寺院。宋代一些寺院还举办“斗茶”活动。如余杭经山寺经常举行由僧人、施主香客参加的茶宴，以鉴别各种茶叶的质量，并发明了把幼嫩的优质芽茶碾成粉末，用沸水冲泡的“点茶法”。这一切都极大地繁荣了我国的茶文化。

佛教禅宗寺院大多数都建于名山胜地、绿水青山之间，而且有着“农禅并重”的传统。因此有条件的寺院都辟有茶园，流传至今的名茶不少即源于这些寺院的僧人之手。例如四川蒙山茶，相传为汉代甘露普慧禅师亲手所植，有“仙茶”之誉，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始祖。宋元以来，该茶以寺院所制最为得法，因此当地多以僧人为茶师；江苏洞庭山水月院僧人擅长制茶，出产以寺院命名的“水月茶”，即今有名的碧螺春茶；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具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它曾以优异的质量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和奖状。此外，普陀山的普茶、黄山的云雾茶、大理的威通茶、天台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的名茶。

佛教茶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禅师们借茶说禅而留传下来的公案故事。例如《五灯会元》记载，一客人向南隐问禅，南隐以茶相待。他将茶水倒入杯中，茶满了仍继续倒……，客人说：“师父，茶已经满了，不要再倒了。”南隐说：“你就象这只茶杯一样，里面装满了你自己的看法、想法，你不先把你自己的杯子空掉，叫我如何对你说禅！”反映了禅去执、空灵的境界。另一关于“赵州茶”的公案尤为著名。赵州从谂禅师问新到僧：“曾到过这里吗？”回答说：“曾到过”，赵州说“吃茶去”。又问一僧，回答说“不曾到过。”赵州仍说“吃茶去”。院主听了觉得奇怪，问赵州：“为什么曾到者让吃茶去，不曾到者也让吃茶去？”赵州叫院主，院主答“在”，赵州说：“吃茶去”。这个公案较好地反映了临济禅剿绝情识、机锋峻烈的家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当代诗人赵朴初十分喜爱这则公案，常将它用于作诗中。例如为河北赵县柏林寺赵州从谂和尚影像碑题诗“平生用不尽，拂子时时竖，万语与千言，不外吃茶去。”此外他还作过一首五言绝句：“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赵朴初曾多次将此诗写成条幅赠人或贺会，以启发人们去继承和体会古德“茶禅一味”的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