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经法”中所体现“中国茶道”对人性的熏陶,尚有一条“茶导引”（即“茶气功”）之渠道；它是通过“气”的发射来实现的。

众所周知，从气功学的角度看，“气”是一种物质、一种存在、一种能量。有了“气”，“气场”自然产生。《庄子·知北游》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通天下一气耳”。王夫人之《张子正蒙注·太和》又说：“凡虚空皆气也。聚则显，显则人谓之有；散则隐，隐则人谓之无”。庄子和王夫之所论，明显是在肯定世界是物质性的。这里的“气”，并不是一个伦理化的概念。“气”存在于自然，也存在于人和物。一般而言，自然之气组成“大场”，人和物之气组成“小场”。气场不论大小，都表现为能量的复杂动作过程和不同属性的感应关系。经常练功者，“气”便因入静而“聚”而“显”。没练功者，不是无“气”，只是不大容易自觉也本身“气”的存在罢了；当然就更谈不上以意导气来实现“场”的功能。这便是“散则隐，隐则谓之无”的道理。《涅盘经》说：“一切众生皆有初地味禅”，正是此意。但人人都存在“气”，这是人类所固有的。“气”的存在，导致意识的产生。所以第个人都有意识。而意识的产生，又加强了“气”的发放。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有意识便有心理活动；故此说成“心理场”也无不可。一个群体，如果“心有灵犀一点通”，就等于发出了“频率”相同、“波段”一致的信息，经过共振共化，终于形成更为强大的气场而倍增其作用力。世间万事万物（包括人体自身内外部位）的感应关系，都是通过不同属性不同层次的气的作用生成的。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同构感应现象。

唐代茶饮的六个主要程序，组成了比较固定的秩序模式。置身于这种定序中，主人也好，宾客也好，他们的意识莫不时刻关注着茶用“事态”的发展。而意识的关注，等于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入静。此时，群体身心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齐步进入由品茶意识主宰着的环境氛围。每个人的内心活动便通过“心理场”传递出来。所谓心理互动便这样实现了，换句话说，茶座中诸君，彼此释放能量，彼此诱导，彼此沟通；这便是同构感应。有鉴于此，人的素质得到良性熏陶，社会风气渐次纯化。“茶导引”的微妙功能于是显现。群体活动的社会效益如此，个体活动的社会效益也不逊色。应该相信，即使是独自品茗，在不同程度的入静状态中，人体的“心理场”自然提高了灵敏度，可与“物场”（包括茶、茶具、环境等）交感而促成人体自身一次又一次的更新换代。是以袁枚深有体会地说：饮工夫茶，“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

当然，在饮茶群体中，或许有人专为解渴而来，根本不去理会什么品不品。解渴也好，只要他专注于解渴，同样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入静，气场也随之产生；何况周遭尚有强大的气场在。因此一入茶座，人们何以表现出较多的礼貌，道理原来在此。

还有更玄的东西呢：专心读书，也能引导入静；“专注”则能将书中字句变成入静的“口诀”，推而广之，只要高度集中精神于本职工作，便可出现程度不同的气功态。若能“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像驼背丈人用竹竿黏蝉（《庄子·达生》）、木工阿庆制作悬挂钟磬的架子（《庄子·达生》）、庖工替文惠君宰牛（《庄子·养生主》）那样，则已属完全进入气功状态了。体内潜能就会得到充分的发挥，他们于是达到神科其技的境界。这便是“场”的效应。我在《导言》中曾谈到罗汝芳用“童子捧茶“的故事阐释“百姓日用即道”。童子捧茶，神情专注，他显然外于气功态中；童不自知，罗汝芳却看出来了。遗憾的是，即使是唐代聚饮各位，往往也陷于如《易·系辞》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道”的境地（陆羽《茶经》中就没有谈到这个问题）。难怪释迦牟尼悟道后也曾说：“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所以，知也好，不知也好，“茶导引”之影响力惟有程度深浅之别，而绝不会是“零”。

“茶导引”现象，表明气场的存在，可使社会互动得以实现。故知在形态各异的复杂事物中，其整体运动规律却是何等地相假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