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东晋到南北朝的饮茶文化积淀，大唐政治、经济、文化的相对高度发展与社会安定，为唐代各种茶道类型号的形成尊定了丰厚的物质和文化基础。根据对茶道活动目的、特点及茶道思想的分析，唐代茶道类型，可分为以释皎然、卢仝为代表的修行类茶道、以陆羽为代表的茶艺类茶道、以常伯熊为代表的风雅类茶道三种。

以释皎然、卢仝为代表的《修行类》茶道流派的形成。

以目前了解的关于“茶道”一词的最早记载，见于唐诗僧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烹金鼎。素瓷雪色飘沫香，何如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脑。此物清高世莫如，世人饮酒多自欺。悉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孰知茶道全而真，惟有丹丘得如此。”诗人在饮用越人赠送的剡溪茶后，激情满怀，文思似泉涌井喷，在细腻地描绘茶的色、香、味形后，生动地抒发了饮茶过程中的身心感受。“三饮”便得道了，而这个道是世人极难得到的。连“采菊山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以田园生活隐居，寄情于田园山水的超脱行为都甚为可笑，茶的三饮便得道，为何陶潜不知呢？谁人与我知音？谁能知饮茶可得道，得到道的全而真？只有传说中的仙人丹丘子了解的。

从上述内容理解，古代修行类茶道，是通过饮茶得道，而这个道可能是陶潜隐居修行之类的最终目的；或如僧侣苦心修行，破除红尘烦恼、参禅修行的道；或如赵州和尚偈语“吃茶去！”的道等。

另外一种“得道”的解释应该是得道成仙，据《抱朴子》载：“上士得道，成天官。中士得道，栖集昆仑。下士得道，长生世间。”可见“茶道”一词产生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有不解之缘。

由此看来，该茶道类型是以饮茶、品茗作为人的一种感悟方法，是从人的生理至心理直至心灵的多层次感受，有一个从是一个量变的过程。沏茶、奉茶、品茶过程中多种因素的累积，是一个量变的过程，如观赏茶器、茶叶及沏茶的过程，观茶色、嗅闻茶香，品味茶汤，品茗感受的过程是茶与心灵的和谐过程，使人返璞归真。饮一碗茶汤，到达涤去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的境界。第二碗饮罢，清醒神思，仿佛忽然降下了清神静思的飞雨。至此，量变已累积至临界状态。不喝第三碗茶，仍不能到达茶道的境界，饮罢三碗便得茶道。由量变到质变，产生飞跃，到达道的境界。由凡人的境界上升到达仙人般的境界。同理，没有前而量积，是难以达到茶道境界的。

最相近的例子，就是卢仝的茶诗：“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介绍了饮茶得道的环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茶浮光凝碗面。”描写了茶汤的品质特征：一碗仅是解渴，“喉吻润”，满足了生理需求；饮二碗茶后“破孤闷”，把愤世嫉俗、深感压抑烦闷的心情消解了，上升到了心理感受；“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表达了作者甘于清贫，追求知识与精神财富的志向，志绝尘境；“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既有生理感受的汗水轻发，又有对不平现象郁结于心中的郁愤借助于饮茶发汗水轻发，又有对不平现象郁结于心中的郁愤借助于饮茶发汗而尽皆散发，层层递进，使心灵轻盈；“五碗肌骨轻”，肉身凡胎的肌肉与骨骼也由于饮茶而净化，变得轻松、轻灵，已到量变累积至临界状态，为精神升华打好了基础；“六碗通仙灵”，人的肉体与心灵通过饮茶得到彻底净化，乘着清风达到仙人合一的灵境，到达了茶道的境界。

修行类茶道的代表性人物是皎然、卢仝、赵州和尚等。借助于饮茶使思想升华，超越人生，栖身物外，达到羽化成仙或到达参禅修行的美妙境界，是中国古代茶道的主要类型之一。在众多史料记载中均体现了这一关系。如卢仝饮六碗后，到达“通仙灵”的境界，“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腑习习轻风生，蓬菜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飞去。”如壶居士的《食忌》曰：“苦荼（在此读：茶cha）久食羽”；陶弘景在《杂录》中曰：“苦荼，轻身换骨”；《宋录》中曰：“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荼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荼茗’”；以及四川蒙山甘露祖师吴理真在上清峰植茶七株，后人有“仙茶七株，不生不灭，服之四两，即成地仙”之说。宋代范仲淹曰：“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经。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浑。不如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靠风飞。”明代罗廪在《茶解》中曰：“茶通仙灵，久服能令升举，然蕴有妙理，非深知焉好不能得其当。”明代朱权的《茶谱》有“予以一瓯，足可通仙灵矣。”

饮蒙山吴理真七株仙茶四两，即成地仙。卢仝的“六碗通仙灵”，皎然的“三饮”便得道、赵州各尚赐僧徒三次“吃茶去！”。虽然数量不等，算法不一，有如碗有大小，茶种类有异等，但揭示的修行类茶道思想相同，即把饮茶活动作为修行悟道的一条捷径，借助于饮茶活动得到物我两忘的心灵感受，达到仙人般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