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道审美文化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即乃虚静之美也。

追溯历史，早在先秦时代，诸子百家对于虚静之说，就曾经有过种种论述，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也……虚静之说，本是根底于道家的审美学说。虚者，即虚无之谓也。就大处来说，天地本是从虚无而来，万物本是由虚无而生。至于就小处来说，即如我国道审美文化中的这个虚静之美，其“虚”与“静”之间的辩证关系则亦不例外。这就是说，静乃始于虚也。有虚才有静，无虚则无静。虚静之间的辩证关系之真谛，即在于此。

中国道的虚静之美，极富我国传统审美文化的特色。比之日本“道四规”中所言的枯寂之美，亦称沉寂之美、静寂之美，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这是因为，日本道文化属于禅道文化，亦即佛门文化的性质。故尔就日本道来说，他们在事操作的程式中，在道审美的过程中，其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需要表达佛门的教义并教规。这就正如日本禅师寂庵宗泽所说的那样：意即禅意也，因此舍掉禅之外，就没有意;不知道禅味的话，也就不知道味。这证明，日本道就其本质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禅道模式。他们奉行的道美学，则是禅味至上主义的禅道美学，始终至虔至诚地追求充满禅道理念的枯寂之美。所以，就日本道来说，他们很难体悟中国道的虚静之美。试想，若让心界的全部空间充满宗教的教义、教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如此境况，怎能有感悟道的虚静之美可言呢。当然，日本道的宗教信仰，本是无可厚非的。这里作出两种不同性质的道审美文化的比较，旨在说明因两国国情的不同，因而彼此在道审美文化方面亦殊有差异。正视这一点，则更有利于彼此之间开展道文化交流，便于求同存异，取长补短。

关于中国道审美文化中的虚静之说，对于日常品茗审美而言，并非空泛，仔细品味，有助于在品茗生活中更好地获得审美感悟。其实虚静之说并不玄奥，只需明白一点，即静乃始于虚也，在内心世界的空间里，在受到外物之苦时，在品茗审美之前，需把心灵空间的挤轧之物、堆垒之物，尽量排解开去，静下神来，定下心来，开始走进品茗审美的境界，静静领悟之色、之香、之味、之形的种种美感，以及赏鉴道文化生活中的择器之美、择水之美、择侣之美、择境之美。这一切，不正是属于虚静之美的境界么﹖

由此可知，历代诗人兼人在从事咏的创作生活中，在道审美的感悟并吟咏中，自然皆离不开亦虚亦静的精神氛围与精神境界。尤其当心灵世界的静氛形成之时，则更给道审美感悟并咏创作营造了最佳契机。禅有禅悟，有思。就道审美与咏创作来说，悟出思，悟出情，悟出的是不失氛的灵气，悟出的是不失韵的美感，这一切皆跟所谓禅悟迥乎其异。需知，由悟而升华，即堪达于无穷美妙的艺术境界，甚至达于像卢仝在《七碗诗》中所讴歌的那般如梦如幻，如恍如惚，如通仙灵，如御清风的诗性境界。这正是中国道及其审美文化，包括虚静之美所达到的一种最高精神境界和艺术境界。

或问，这虚静之“静”，是不是意味着自始至终需“静”得鸦雀无声，需“静”得肃穆庄严，如日本道那般地枯寂呢﹖当然不是这样。中国道审美文化中的虚静之说，实质上是指心灵世界的虚静，至于外界环境的宁静，兼顾即可。只要自我心灵不失虚静，则茗叙也罢、说笑也罢、听曲也罢、赏戏也罢，在啜茗中兴之所至，或则朗吟，或则放歌，或则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皆无不可。无怪蜀都一带馆，历来盛行摆龙门阵，那就叫做静中有闹，闹中有静，雅中有俗，俗中有雅。我想，这可以说是虚静之美的一种动态样式，动态风貌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