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与外国人喝咖啡大不相同，特别是茶道中的茶，是作为天地、物品与人的统一过程来看待的。所以，无论辨茶之优劣、产地、加工、制作、烹调，不仅要附合大自然的规律，还包含着美学观点和人的精神寄托。在现代，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已可以分析出各种茶的化学成分，营养价值，药物作用。而古代的中国茶学家，是用辩证统一的自然观和人的自身体验，从灵与肉的交互感受中来辨别有关问题。所以，在技艺当中，既包含着我国古代朴素的辩证唯物思想，又包含了人们主观的审美情趣和精神寄托。从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上说，其成就甚至有超过现代之处。

茶，在中国人看来，乃天地间之灵物，生于明山秀水之间，与青山为伴，以明月、清风、云雾为侣，得天地之精华，而造福于人类。所以古代真正的茶人，不仅要懂烹茶待客之礼，而且常亲自植茶、制作，课僮艺圃。即使没有亲种亲制的条件，也要入深山，访佳茗，知茶的自然之理。从汉王课童艺茶；唐代名僧广植茶树；陆羽走遍大江南北、太湖东西，朝攀层峦，暮宿野寺、荒村；一直到明代茶人自筑茗园等，形成了这种实践的传统。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茶学大师庄晚芳先生，既是自然科学专家，又皆通古籍，既明茶理，又懂其中的蕴藉。所以，中国茶艺中第一要素便是“艺茶”，无论评名茶、择产地、采集、制作，均需得地、得时、得法。《茶经》云：“茶者，南方之佳木地。”“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栎壤，次者生黄土”。这是讲茶的土壤条件。又云：“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茅者次，叶卷者上，叶舒次。阳山坡谷者，不堪采缀，性凝滞，结瘕疾。”这是讲茶的其他自然环境和采摘时机。而这些条件多在我国南部气侯温润、环境幽静的名山之中。于是茶的生长条件本身决定它天然要与风光名胜之区相伴。中国茶人深深了解这个道理，从选茶开始便重视契合自然。

唐代由于皇帝爱喝阳羡茶，皆以阳羡为佳。其实，当时名茶产地已经很多。最著名者，一是集中于风景秀丽的巴山蜀水之间，二是在太湖周围著名风景区。陆羽将全国胜产名茶的三十一州加以评定，其中八州在今四川境内，占四分之一。当时，蜀中贡茶已达上百种；最著名者有蒙山茶、中蜂茶、峨媚茶、青城茶、峡川间的石上紫花芽、香山茶、云安茶、神泉小团、明昌禄等等。而蒙顶石花号称第一。巴蜀多文人，唐人重诗歌，经诗人吟咏，巴蜀之茶愈为世人推重。浙西的常、湖二州亦多产名茶，最有名者称顾渚紫笋。此地滨临太湖，山水佳丽，流泉清彻，既得气侯之宜，又兼水土之精。中有杼山，多佛列精舍，陆羽曾为作《志》。兼陆羽及皎然等正是在此处奠定了中国茶道的格局，顾渚茶更为人所重。

宋代继南唐于建州北苑大造贡茶，北苑名刹毗连，茶好，水也好，加之朝廷推崇，名声大振。但贡茶制作过于艰难复杂，又加入龙脑等香料，故真正的茶人并不以为佳，即便建州民间斗茶也不以腊面龙团为之。于是，不少茶人访名山，寻佳茗，曰注茶、蒙顶茶、宝云茶等江茶被视为真正上品。

明人崇尚罗岕茶。隐栖于山中曰“岕”，岕字，今通芥字，相传有罗氏者隐于武夷山，因得罗芥之名。明代文人好武夷茶，多因同好武夷之景。茶痴朱汝圭，每年入罗芥访茶，六十年如一日。此山又有明月峡，吴人姚绍宪自辟小国，其中植茶自判品第。由童年而至白首，始得其玄诣。据他讲，许次纾历著《茶疏》，便是因姚绍宪将终生试茶秘诀都告知许氏方有此著作。许氏逝世，后又“托梦”给他，今其将《茶疏》传布，姚氏因而为之作序。有此一段神话般的故事，武夷山茶更为人传颂。明代被人重视的好茶，还有歙州罗松茶，吴之虎丘茶，钱塘龙井茶，天台山雁荡茶，括苍山大盘茶，东阳金华茶，绍兴日铸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