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茶喝到现代,喝出“茶文化热”了。人们发现因对“茶道”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言人人殊,难免“歧路亡羊”。
今人对茶道理解的分歧,追根溯源,源于唐人对“茶道”见解的不同。
“茶道”一词最早见于唐代皎然和封演的文章。
皎然(约720—贞元末),俗姓谢,字昼,又字清昼。湖州长城县(今湖州长兴市)北杨桥人。“茶道”一词初见于他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 皎然的“茶道”是“三饮论”:“一饮涤昏昧”,“再饮清我神”,“三饮便得道”,全诗收煞时画龙点睛:“孰知茶道全尔真,惟有丹丘得如此。”皎然将茶事与“道”连在了一起。他对“茶道”的理解已触及到饮茶文化的深层次,即饮茶的义理、灵魂。他是有学问的茶僧,由“禅”入“茶”,
引“禅”入“茶”,故能高人一筹,深入到饮茶的精神层面。这是陆羽及同时代的茶人所不可企及的。迄今尚无新的文字资料说明有谁比皎然更早一些使用“茶道”一词。
封演是唐玄宗天宝(742—756)末年进士,著《封氏闻见记》10卷,内云:“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封演的“茶道”是指“饮茶”,包括茶的制作、烹煮及茶具,未言及茶理。他对茶道的理解是“形而下”,所言“茶道”与“茶艺”、“茶技”并无区别。
宋人林洪《山家清供》云:“古人嗜茶者,无如玉川子。”玉川子即中唐诗人卢仝(约775—约835),他继承了皎然的茶道思想,引“道”入“茶”,发展成为“七碗论”。此人会煎茶,会品茗,深悟茶趣。他写了一首《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全诗31句,行文洒脱,一气呵成,算得上古今最好的一首茶诗,诗中说饮茶的效果是:“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虽无“茶道”二字却紧贴“茶道”。
晚唐刘贞亮概括茶有“十德”,内有“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刘贞亮没明确提出“茶道”,而以“茶德”代之,“以茶可行道”仅是其一。他的“茶德”包括茶功、茶礼、茶情、茶理。刘贞亮的“茶德”诠释了“茶道”的思想要素,着眼于“形而上”,不包括“形而下”的“茶艺”或“茶技”。
无论皎然、封演,还是刘贞亮,都没说清“茶道”的含义。陆羽虽尊为茶圣,《茶经》7000言中却无“茶道”二字。
唐人对“茶道”并无统一的理解。千余年里为啥无人去界说“茶道”?这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做学问多是直觉思维,悟而后得,不习惯于下定义并运用概念术语进行逻辑推理;另一方面,只要挂上“道”,中国古代的学者们就难免心慌气短、噤若寒蝉,连伟大的老子也说“道可道,非常道”,谁还敢造次!
古人认为,“道”是总规律,是最高的真理,也是最真实的存在。正因为这样,便不可能用任何有限的概念、语言来界定“道”、表达“道”和说明“道”。一落言筌,便成有限,便不是那个无限整体和绝对真理了。(李泽厚十年集《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不仅不敢去界说大“道”,即就茶中小“道”也不敢去界说,因为“道”无论大小都是“无限整体和绝对真理”的一部分,绝不能落言筌。──当然,“道”不能分大小,一分大小便不是“无限”的“绝对”的了。这种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原本存在,但无人去推敲。
检索今人对“茶道”的不同见解,大体说来也是如此:或者是“茶艺”加“道”,或者等于“茶艺”,或者等于“茶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