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作为我国的商品出口，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我国与南洋诸国通商，是从西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5年）开始的，广州当时称为番禺，是国际贸易都会。我国的商船由此出发，曾到达现在的印度支那半岛、印度南部等地，带去黄金、茶叶等物，换回奇珍异品。

1640年荷兰商人首次将我国茶叶从广州运销欧洲，嗣后又于1673年（清康熙年间）将我国茶叶陆续运销伦敦，从此，我国茶叶成为世界商品。

到了公元1720年，中外贸易正式开始，当时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正如孙中山先生在《民主主义》中所说的：“中国出口货物除了丝之外，第二宗便是茶。”

英国先以银两购买中国茶叶。到了18世纪后期发现鸦惩能赚取高额利润，于是运来鸦片并换走大量茶叶和丝。当时广州有“十三行”（公元1702年，英国派遣“皇商”办理贸易，1704年特许增用若干华商助理商务，以应付其对中国贸易日益扩大的需要，助理华人从未超过十三人，故称为“十三行”）主要经营丝、茶销售。

当时广州设公行，名义上是料理清朝政府与英商间的贸易，实际上受英人利用，那时英商不明白我国习惯和法律，请求公行代纳租税，代办交涉，清朝官吏也因语言不通的缘故，利用公行代收租税，代办交涉。广州公行在茶市有专利的特权，可以操纵茶市，支配茶价。

广州公行既有专利，收入又很高。除开支纳税外，还有二成五到三成的利息。行商进公行的时候，需纳重价，有时付款六万磅才得做公行的行商。

公行收茶时资本分21股摊派。大商每人四股，中商有四人各三股，余各二股半，公行代英商雇用买办、账房、书记、挑夫等人。

茶市专利机构在中国方面是公行，在英国方面是东印度代理公司，即俗称洋行。

公元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法国、荷兰、丹麦、比利时、瑞典、西班牙也曾设驻广州代理公司，但英商和公行来往独多，故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广州代理公司在洋行中势力最大。

当时售外商的茶叶均在广州查验，不够标准的茶需酌量减价。英商拒绝不要的茶，公行再转卖给其他商人。茶到伦敦时再查验一次，在英国查验的报告送回广州英国东印度公司，做下年收茶的参考。

18世纪和19世纪前半叶的统计，虽不十分明确，但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密尔本（Milburm）著的《东方商业》载有东印度公司17年的详细统计，从这些统计看来，广州运到伦敦的货价，茶占全数的95%，可见中、英两国最初通商，始于茶叶，且为我国大宗出口货。

最初英商在东亚的势力不及葡商，葡商在澳门早有口岸，作他们商业根据地。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英商才能进入广州，并将广州作为通商口岸。后两年班塔木（今巴达维亚）的英商被荷驱逐，英人更不能不和中国直接通商。1669年（康熙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直接运华茶入英，其量仅65公斤，以后日增，1780年由广州输出上等茶8吨，砖茶500箱，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绿茶初次出口的时候，广州的中英茶市方完全成立，1730年由广州、澳门和厦门等地运往印尼巴达维亚的华茶共1250吨。大部分转运到欧洲市场，这期间，法国、荷兰、丹麦等过商船亦由广州购茶甚多，整个华茶贸易几乎全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仅该公司，1740年即有700多吨茶叶运往伦敦，1784年由东印度公司从广州等地输入英伦本土的茶叶进口减低税率。后50年的运英茶叶增加了4倍。

在美洲大陆，华茶最早是1711年（康熙三十年）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转运入美国的，美国独立战争后，中美最先通商之货物概为茶叶。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美船“中国皇后号”来到广州，翌年即满载茶叶而归。以后美国商船来华日增，1800年从广州运往美国的茶叶已达1781吨，1830年增为2700吨，1840年上升到7670吨，茶叶已成为中国输美的大宗商品。

鸦片战争前，我国茶叶出口约22500吨，全是从广州出口。在鸦片战争的一段时间内，经广州出口的茶叶仍占多数，如1845年，广州出口茶叶为34500吨，占华茶出口总数的95.3%，1850年仍占60%以上。

鸦片战争后的100多年来，我国茶叶贸易兴衰演变中，广州常是茶叶外贸的主要口岸。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广州成为我国红茶和特种茶出口的主要口岸，近年经广州出口的红茶占全国红茶总数的40%左右。

最近有人撰文认为：“澳门贩茶为广东茶叶直销欧洲最早记录”以偏概全，缺乏史料考证。有人说澳门开埠始于葡萄牙人进踞澳门之后，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实明朝政府与1535年（嘉靖十四年）将广州市舶司迁移到澳门，才是澳门开埠的起源，自此，澳门10多年后成为广州的外港。在当时，即使有点茶叶从广州（中国最早的茶叶贸易集散地）流向外港（澳门某地）也不能改变广州茶叶远销欧洲最早纪律，印证以后的史实，更加清楚地表明了“广州是我国最早的茶叶对外贸易中心”这已是古今中外茶史的共识。